我们的生活中，文化须臾不在，文化无处不在。可魏文彬先生纵论文化产业，还是再次提出了“没有文化，世界不堪设想”这个命题。（11月14日红网）将这样一个命题郑重地提出和阐释，不啻是一次关于文化的常识再启蒙。
　　
　　在日常的传播中，“文化是个筐，啥都往里装”。既然任何现象都有可能“装”成文化，泛泛而论，一切存在过的人类生活现象是不是都有机会成为“文化”呢？当然不是。果真如此，也就不必再费力气进行甄别评点，激扬清雅、针砭流俗了。而这激扬或针砭，正是一般所谓给“文化”或“文化产业”以“引导”、“规范”的范畴所指。但笔者要说的犹不仅此。
　　
　　回到正题。须臾不在、无处不在的文化，如何可能“没有”了？抠字眼地说，这不可能。只要人群还在生存、活动，就会有文化。但魏文彬又分明地指出了这样的可能。“可能”来自哪里？
　　
　　可以注意到，魏文彬论述了两种极端：“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，要警惕产业化、市场化对文化的伤害，要有一系列政策性、法规性的措施防治‘伤害’，以保证文化产品的格调、品位、导向和健康。反过来，我们更不能因为害怕‘伤害’就停止文化产品的生产。”从语意来看，两种极端，都会过犹不及，都应避免。这个论述并没有把两者当成二选一的问题。但现实中，我们似乎又常常不得不面临近于“二选一”的窘迫境地。如果“二选一”，应该怎么选？会怎么选？这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。“有比没有好”，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，这都是常识。不能因噎废食，不能把孩子连脏水一起倒了，不能怕苍蝇进来就永远关窗户，这些也都是常识。所以是“更不能”，“要反对乱，但更要反对死或者无”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在我们的历史和记忆里，作为现象的反常识做法又何其多啊。“宁要草，不要苗”，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，“但求无事、但求安稳”，都是我们熟悉的“历史现象”。古今中外，总是会有打着文化反文化的人，额头冠冕上刻着文化，却出于习惯或其他需要，以防“乱”为名，将文化及文化产业捆绑、扼喉，通过种种规矩，使文化产品最终只呈现单一的“正确面貌”。只有单一的文化产品，这样的文化体质，具有生命迹象，但实际上却不过是“植物人”甚至“木乃伊”，和死掉没有区别。“没有文化的世界”，就是只有一种文化的世界。所以魏文彬说的是：“没有文化，没有百花齐放的文化，这个世界不堪设想。”
　　
　　文化必是参差多态的，这是另一种常识——某种意义上说，世界的本质就是参差多态的。街头舞表演和某些地方仍存在的、动辄十数万人的标准化集体演出，我们永远无法给予相同的评价，因为后者正是一种整齐的扼杀。不管后者能满足哪些人的异样审美需求、嗜痂之癖，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，就是后者存在的环境永远是排拒参差多态的。正因如此，百花齐放才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　　
　　出于怕乱而抑制参差多态，还不是最“不堪”的。我们还知道一个常识是“权力缺少限制就会沦为取利的工具”。包括在那些商品领域，比如烟酒土特产的经营，不是也常常能看到“封杀”、“制止”？虽然往往打着“维护正确”，“保护消费者权益”的幌子，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减少竞争，博取那点超额利益么？在竞争的环境中，单一、粗劣的产品固然会被淘汰，但如果能通过非市场途径而独大，却同样可以获得利润。这样的景象，就如同“木乃伊归来”。在此情形下，还能说是有“文化”的么？
　　
　　当然，魏文彬先生的论述，只是就产业论产业。但是，正如他强调的，“为什么我们不如别人?表面看，是我们技不如人、内容不如人；深究下去，发现是我们的产业化、市场化程度不高；说到底，体制不顺不畅，是束缚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症结。我们面临的是体制性障碍、行政性切割两大顽症所纠结出来的一个死结。”病症在文化产业，病根却不在产业。要“治病”，只怕不能再单就文化论文化，甚至不能把文化仅仅看作一种产品，是为了满足需求，是《黑客帝国》中通过电缆不断输入大脑以平复躁动的幻像。我们必须承认文化本身不仅具有工具属性，还有价值属性。具备文化感，具有个性的文化生活和意识，本来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、有价值的人的标签；具备丰富、包容的能力，同时又拒绝那些真正愚昧、封建、虚伪的内容，则是一个有价值社会的指征。
　　
　　“没有文化的世界不堪设想”，看起来虚妄的命题，实际上与我们的距离却近而又近。这样一个命题所涉及到的那些常识，本是人们能够轻易理解和接受的内容。魏文彬先生的论述无疑是诚恳、认真的。但这样一些常识，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，在几十年里，却要被反复启蒙，又总是显得那么必要而不过时、具有真切的价值，这样的现实情状，让人多么啼笑皆非又心头怅惘。